商業周刊 – 改變歧視的力量》當移民醫師因語言不熟練而道歉,他卻做了最體貼的回覆…

我有一位奧地利朋友,在敘利亞難民潮湧入時在維也納火車站擔任志工,帶我到現場去參訪。因為這層關係,我們成了好朋友。

這位維也納大學的經濟研究生是土耳其移民的後裔,土耳其語的本名叫做Ozan,但身邊的朋友都叫他德文綽號Ollie。我對他印象最深刻的,是他對於自己的身份認同。

類似Ozan的故事,我們都很熟悉。比如華裔美國青年,雖然在美國土生土長,但是時常會意識到自己因為華人的臉孔、姓名,而無法在校園中完全融入,或是在職場上遇到玻璃天花板,在戀愛圈中處處受限,「歧視」因此成了敏感的話題。同樣的,我們也時常會更細分這樣的歧視,無論是一個在台北長大的原住民,在苗栗客家莊長大的外省人,或是一個在天龍國打拼的台中人,幾乎每個人都因為自己的身份、外表、性別、性向、身障、教育程度……等等感受過不同程度的歧視。

但是Ozan竟然說,他這輩子在維也納「從來沒有受到過歧視」,他就是一個維也納人,跟其他維也納人沒有面對過任何不同的待遇。

我其他土生土長的奧地利白人朋友,聽我說Ozan的故事,覺得非常吃驚:

「騙肖!那怎麼可能?他看起來不像阿拉伯人嗎?」
「完全就是黑頭髮的中東人的樣子喔!」
「那怎麼可能沒有被歧視?尤其是現在這種敏感時候,大家對於難民、移民都聞之色變,極右派在下一次選舉會取得一定的勝利,也都是因為這個議題喔!」
但Ozan卻有一種相信的力量,他相信歧視並不存在。

「怎麼會有差別呢?比如說過去以來,只要是歐盟的人到奧地利想上大學,無論是德國人還是波蘭人,只要拿著高中畢業證書說:『我要來念大學』,任何學校都會立刻登記,現場發學生證,馬上成為這個大學的學生,根本不需要是奧地利人。」

「奧地利人難道不會覺得外國人用奧地利納稅人的錢來念書,不公平嗎?」

「不會啊!歐盟的國家都是一家,我如果要去別的國家念書,也一樣簡單,我們奧地利的大學根本沒有什麼入學測驗或是考試。入學要考學科,是一個為了跟國際接軌才勉強新納入的形式,過去從來沒有!反正進大學就是念5年,前3年念完有學士學位,後2年念完就是碩士,到現在都還是這樣的,幾乎沒有人分開兩段來念。我們唸書不但免費,每個月政府還要付錢給學生,本國人外國人都一樣,這本來就是天經地義的事。」

聽過太多各式各樣的人,相信自己在不同場景遭遇差別待遇的故事之後,我不禁對Ozan肅然起敬了。

「撇開外國學生不談好了,外國人如果是難民、移民、外勞,你難道也覺得他們跟奧地利人真的沒有差別嗎?」我幾乎故意挑釁的探測他的底線。

「我們就是需要他們啊!如果沒有東歐來的醫生,菲律賓來的護士跟看護,我們奧地利人生病了要找誰?難民來了一年、兩年以後,也會跟我們一樣開始工作啊!」

Ozan為了證明他的觀點,說起有一次去醫院看病,醫生是波蘭人,看完病後德文很差的醫生交代他的事項,Ozan完全聽不懂。於是Ozan很有禮貌地跟醫生說:

「醫生,請你原諒我的魯莽,但是作為一個病人,我相信你剛剛跟我說的事情很重要,我應該要知道內容,所以可以麻煩請你找一個會說德文的人跟我解釋嗎?」

醫生於是把護士叫進來,護士雖然也是波蘭移民,但來得久一些,德文畢竟比醫生好一點, 於是波蘭護士變成醫生跟病人之間的翻譯,我的朋友才終於搞懂自己得了什麼病。


臨走前,醫生向Ozan抱歉說他6個月前剛剛搬到奧地利來,所以德文還不行。

「不會啊!」他聳聳肩,「你們是專業人士,只是語言不好,我們維也納的德文,說的口語跟寫的標準德語不同,是我們的錯,怎麼能怪醫生是外國人呢?」

「這樣你也不會覺得不行嗎?」我問。這樣的事情如果發生在台灣的醫病關係上,想像一個外籍醫生跟台灣病人之間發生這樣的對話,無論醫生是菲律賓籍還是中國籍,刁鑽慣了的台灣病人應該會當場告醫生,或全程拍攝去跟媒體爆料,變成社會新聞頭條吧?

另外一次,有個老先生進快打烊的藥房,用濃重的維也納腔說:「我快痛死了!」

來自菲律賓的女藥劑師顯然聽不懂老先生說什麼,有點發慌,對老先生硬擠出一個笑容,用最簡單的德文說:「噢,那個…嗯…你好!晚安!掰掰!」然後開始把鐵門拉下。

我的朋友Ozan正好在旁邊,立刻一個箭步往前用英文跟藥劑師解釋:「那個老先生說他很痛,你不能就這樣關門啊!」

於是藥劑師跟病人才在他的翻譯下,順利溝通。事後奧地利老先生非常生氣,對著Ozan抱怨這些「不會說德文的該死外勞」,我的朋友只是悠悠地說:「老先生,隨便你,但是可別忘了到頭來,他們才是決定要不要幫你注射嗎啡止痛的人喔!」

於是我終於明白,Ozan之所以才可以如此光明正面的面對各種歧視,並不是因為他天真到不知道自己被歧視,而是因為他有拒絕歧視的強烈決心。

他其實從第一階段的「感受到被歧視」,到第二階段學會「不歧視別人」,最終走到第三階段達到「讓自己不被歧視」的地步。

比如當他到以色列旅遊的時候,要出境時海關用充滿懷疑的態度,一頁一頁仔細檢查他的奧地利護照,還仔細探問他去過什麼地方,跟當地朋友如何認識等等,Ozan於是嚴厲地對海關說:「請問你們對於每一個到以色列的奧地利人,都這樣檢查的嗎?」

於是海關很快地向Ozan道歉,迅速將護照還給他。

這樣的骨氣,不是只有奧地利人有。二次大戰期間,丹麥人民拒絕希特勒的命令,就算自己冒著生命威脅也要保護丹麥境內將近8千名的猶太人,並且成功地將他們安全疏散到最近的中立國瑞典進行安置。這是一段很少被注意的歷史,但丹麥學童每到10月1日這天還是會到以色列廣場慶祝。這樣堅持正義的傳統,讓丹麥的公民意識成熟而可敬。

當然,無論是奧地利還是丹麥,波蘭還是敘利亞,菲律賓還是台灣,肯定都有用充滿歧視眼光將社會拉進黑暗漩渦的人,但是對我來說,真正能夠改變世界的重要正面力量,是像Ozan這樣即使明明知道自己被歧視,也拒絕用歧視的眼光來看世界的人。

我希望有一天,也能夠成為有這種美好力量的人。

褚士瑩

國際NGO工作者,專業訓練來自埃及AUC大學唸新聞及哈佛大學甘迺迪學院。曾在緬甸北部撣邦主持農業轉作計畫近十年。2012年後轉任美國華盛頓特區國際金融組織的專門監察機構BIC(銀行信息中心)緬甸聯絡人,開始訓練緬甸的公民組織監督世界銀行及其他外國政府對緬甸的貸款及發展計畫。除協助多方停戰協商,設計戰後重建之外,也意識到真正的改變必須來自教育,讓下一代開始接受多元社會,改變衝突的本質,因此從2015年開始,著手在當地成立一個以哲學思考為主的兒童繪本出版社。

回台灣時,他跟在地的NGO工作者,一起關心客工、新移民、部落、環境、教育、社區營造、農業、自閉症成人、失智症家屬的支持。中文出版品包括「1份工作11種視野」等近50本。

(本文僅反映專家作者意見,不代表本社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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